異質性不是文明沖突的充分條件，也不是必要條件。但是，一旦文明的交流變成追逐權力的輔助性手段，或者只是權力沖突的伴生現象，那么，它也必然以一種“血與火”的暴烈形式展開。
工業革命之后，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的古今“時代性差異”得以扭轉，東西“民族性差異”繼續存在，疊加東西分流和權力沖突，文明沖突得以產生。在外在壓力與內在張力的雙重作用之下，中華文明既保留了延續千年的儒家內核，又汲取了西方文明中的理性、自由、憲政、民主的養分，從而實現了“創造性轉化”，走上了現代化之路。
鴉片戰爭以來，每一次東西文明的沖突，都會加深國人對西方文明之優點和儒家文明之弊端的認識，改革派與革命派不斷試錯，終于找到了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正確道路。1949年以來，建設新中國的路并不坦蕩，直到1978年的改革開放，才正式拉開了中國崛起的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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