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幾個方面來看，我們可以樂觀地認為，這場危機得到了有效的處理。1929年大蕭條教會了人們要做什么，以及——更重要的是——不要做什么。目前，當局正在放寬、而非緊縮貨幣政策：為此我們應該感謝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產生廣泛影響力的分析。財政政策將趨于擴張，而非緊縮：我們都生活在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時代，他的“財政處方”在1929年尚未問世，是從當時錯誤的理論和政策中發展而來的。1930年的《司莫特-郝利關稅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導致各國保護主義競相高漲，加劇了蕭條。沒人愿意再犯同樣的錯誤。

無論是美聯儲主席本?貝南克(Ben Bernanke)，還是美國財長漢克?保爾森(Hank Paulson)，沒有人想當歷史上的“胡佛第二”——美國總統喬治?布什(George W. Bush)也不愿因金融危機而成為胡佛二世。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是大蕭條時期的美國總統。

此外，美國的意識形態就是缺乏意識形態。法國總統尼克拉?薩科齊(Nicolas Sarkozy)忍不住在接受拍照時，一邊讀著馬克思的《資本論》(Das Kapital)，一邊宣稱“資本主義”已死；而美國人則安下心來解決問題。他們將竭盡全力阻擋危機：7000億美元紓困資金從購買問題資產轉為用于重組銀行資本，就是一個明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