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來說，資本主義從來就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它是日常生活中真實而又具體的一部分。當我是一個男孩的時候，我們家離開了巴西東北部的貧困農村，去了圣保羅。我的母親是一位擁有巨大勇氣的非凡女性，帶著孩子一起背井離鄉，前往巴西的工業中心去尋找更好的生活。我的童年與許多來自貧窮家庭的男孩沒有任何的不同：非正式的工作；非常少的正式教育。我唯一的文憑是機床操作員，來自于“國家工業服務”的一個課程。

我開始經歷工廠生活的現實，它讓我意識到了自己天生適合做工會領導人。我成為圣保羅郊區圣貝納多金屬工人工會的一員。我成為了該工會的主席，并以這一身份領導了1978-1980年的罷工。這場罷工改變了巴西工會運動的面貌，并在使當時處于軍事獨裁的巴西恢復民主政體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

工會運動對巴西社會的影響，促使我們建立了勞工黨(Workers' party)，勞工黨將城市和農村工人、知識分子以及公民社會的活躍分子集合在一起。巴西的資本主義在當時不僅僅是低工資、有損健康的工作環境以及鎮壓工會運動的問題。它還體現在經濟政策、一整套的政府公共政策，及其對民權的束縛上。我與數百萬名其它工人都發現，僅僅要求更高的薪資和更好的工作環境還不夠。最根本的是，我們應該為公民權利乃至經濟和社會生活的深層次重組進行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