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一篇論文中，英國央行(Bank of England)金融穩定事務執行董事安德魯?霍爾丹(Andrew Haldane)指出了銀行對其應管理的風險的理解有多么的少。他將這些失敗歸咎于“災難短視”(disaster myopia，指傾向于低估風險)、缺乏對“網絡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從一家機構對其它機構的溢出效應)的認識以及“不協調激勵措施”(misaligned incentives，對員工有利，對股東和納稅人不利)。

此次危機過后，我們肯定“不會那么自豪地看待金融，就像1925年邱吉爾所渴望的那樣。市場將制定嚴酷（即便是暫時的）的紀律。監管也會加強。

不太明確的一點是，決策者是否將考慮結構性補救措施：將多功能商業銀行業務與投行業務分離；或者被迫縮減被視為規模太大或關聯性過于緊密而不能破產的機構的規模和復雜性。有人可能還會設想，隨著政府發揮越來越大的主導作用，大量銀行業活動將回歸本國市場。如果這樣，將出現“放松全球化”(de-globalis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