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記者的世界觀都會與學院派歷史學家的世界觀發生沖突。記者傾向于強調個人在創造歷史中的作用。也許這是因為沒有一個講故事的人會產生這樣的想法：“真正推動這一敘事的是某些非個人的結構性力量。”

對個人的關注曾經被稱為“英雄史觀”(Great Man theory)。其主要倡導者、19世紀歷史學家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曾寫道：“世界歷史只不過是偉人的傳記”。牛津大學(University of Oxford)的迪阿梅德?麥克卡洛克(Diarmaid MacCulloch)提議將這種理論改名為“大人物史觀”(Big Beast history)，摘掉性別（注：英文名稱中有“man”）和贊許的標簽。但歷史學家珍妮?里德利(Jane Ridley)直截了當地駁斥了“卡萊爾的英雄史觀”，稱其為“浪漫的胡扯”。

現代歷史學家往往不愿將變化歸因于個人。他們更有可能識別“改變世界的魚”，就像馬克?科蘭斯基(Mark Kurlansky)撰寫的《鱈魚：改變世界之魚的傳記》(Cod: A Biography of the Fish That Changed the World)一書的書名那樣，而不是改變世界的人。大多數歷史學家更喜歡非個人的結構性力量：法國年鑒學派從地理學角度解讀歷史，馬克思主義者從經濟學角度解讀歷史，其他人從技術角度解讀歷史，而近年人們對氣候變化和流行病的興趣激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