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出臺了農地流轉、廢止勞教、放松“一胎”、放松結社等一整套改革措施，體現了向社會放權的基本思路。另一方面，在此背后又存在一個巨大的盲區，那就是對言論與新聞自由的進一步限縮，使得原本相當樂觀的新一輪改革蒙上了一層陰影。就在全會決定下達前后，有關部門實施了銷號、封網等一系列打壓輿論行為，向社會釋放出中央集權的清楚信號。高層似乎認為，要在當前大環境下心無旁騖地推進改革，不僅要克服地方政府等既得利益障礙，而且有必要排除社會上各種“雜音”，否則就無法建立足夠強大與穩定的權威以推動改革。

這種想法看似自然，實際上既不可取，也不可行。別的且不說，我的“自由派”朋友們無一例外都對壓制言論的做法表達了本能的反感和憤慨，而他們在我看來都是正直敢言的“君子”。按傳統儒家的說法，“君子”、“小人”之分在于義利之別：“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所謂“君子”，就是能放下一點個人利益，出于民族大義、社會正義秉公直言之士。在中國這種制度環境下，“直言犯上”、針砭時弊是要冒一定風險的，而自由派能不畏強權、仗義執言，可見其不失君子之風。在經過歷次政治運動圍剿之后，這群人數量已不多，但在網絡社會贏得了足夠強大的公信力，已被普遍認為是社會良知的代表。如果政府能夠“親君子，遠小人”，贏得他們的尊重和支持，那么政府的社會威信自然扶搖直上，執政權威不樹而立。

其實，自由派本來也完全可以像“歌德派”一樣跟著政府高唱“主旋律”，對現實社會問題采取“選擇性失明”；如此不僅沒有風險，還能得到各種機會、項目、獎勵。但是如果他們昧著良心這樣做，即淪為小人矣。當然，當今有的左派之所以顯得“左”，未必是出于投機或恐懼，而是無視中國社會現實，真的相信“主旋律”的正確性。然而，在網絡時代，如此不明事理的人恐怕只占少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