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生活在海外的華人學者，我們都夢想祖國人民活得幸福，活得有尊嚴。坦率地講，我們今天離這個夢還有相當的距離。尤其令人憂心的是，我們在體制上還有種種缺陷，如果不深化改革，根除制度上的毒瘤，我們可能與這個夢漸行漸遠。改革需要不斷地革舊法之弊而立新法，不僅讓每一個中國人，每一個中國家庭都擁有自己的夢，而且為他們追夢創造一個公正，自由和寬容的環境。

過去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走向市場經濟的速度和市場化創造的巨大紅利出乎任何人的意料之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中國一直堅持兩條腿走路。我和科斯（Ronald Coase）合著的《變革中國》一書中，我們強調中國一直存在兩個不同來源，不同性質的改革。它們是北京主導的由上而下的改革和地方及民間力量推動的由下而上的改革。北京推行的改革，從華國鋒年代的“十年經濟發展規劃”，到鄧小平年代由陳云主持的“新八字方針”，都是頂層設計的結果，其目標是為了拯救集體經濟，改革的主要環節是國有企業。與此同時，推動中國改革還有另外一股源源不斷的新生力量，從分田到戶到深圳特區，從鄉鎮企業到城市個體戶，他們來自地方和民間。在《變革中國》一書中，我們把改革的第二股力量叫做“邊緣革命”。因為他們雖然處在計劃經濟的邊緣，卻是推動中國經濟市場化革命的先鋒。

尤其需要強調的是，中國兩條腿走路的機制完全不是任何設計的結果。毛澤東之后的中國領導人從“反右”，“大躍進”和文革的失敗中吸取了一些教訓。他們不再迷信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主義，也不再相信自己全知全能。一旦中央政府不再認為自己無所不能，不再相信只有自己才掌握了發展經濟的金鑰匙，它們就不得不允許和認可地方實驗和民間創新。尤其是1978年關于真理標準的大討論之后，實事求是的作風創造了一個寬松的政治環境，“邊緣革命”由此應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