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7日，上海十號線地鐵追尾事故又一次震驚國人。根據公布的初步調查結果，其原因和動車事故幾乎一模一樣：設備故障致使信號中斷，轉為人工控制后由于操作者不遵守規則，憑經驗而行，最終導致事故發生。慘痛的記憶還未完全隨時間淡去，傷疤再次被血淋淋的刺入，其中暗含的隱喻就是我們面臨的中國式風險社會。

隨著技術的發展，人類對自然、社會的干預的范圍、深度都擴大了，技術風險超過自然風險成為風險結構的主導內容，人類的決策和行為成為風險的主要來源，由此也構成了風險社會的概念。風險社會的實質是高能級、高有序度、低熵值的技術社會。如飛機、高鐵的高速度意味著高能量級的生活方式；飛行調度、鐵路調度的復雜系統意味著生活中的復雜性和高有序度；納米技術，大規模集成電路、超導技術等意味著高有序度和低熵值。

在小農時代，生活和生產局限于一個地域的熟人社會，社會管理以氏族、宗族為單位，依靠權威和經驗就足以應對小農社會中的各種問題。但在工業技術時代，技術的能級不斷提高，有序度不斷提高而熵值不斷下降。同時，隨著技術的發展，高復雜度的社會化大分工應運而生。個人經驗不能完全覆蓋、勝任生活和生產中的各種問題，所以為了掌控技術，管理好社會化大分工的巨大系統，人們建立起各種規則。這些規則小至交通規則、調度操作手冊，大到施工監理、招投標規則。為了保證這些技術性極強的規則貫穿于整個社會生產、技術發展的全過程，而不至于變為權威和人治下疲軟的橡皮圖章，法治隨之而立，用法律來保衛規則。為了保衛法治，自由言論、結社等公民權利也陸續登上人類文明的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