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理論家大衛·哈維指出，全球化正導致時空壓縮。實際上，世界確實似乎是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我們的眼前發生改變，中國作為主角重返政治經濟舞臺就是這種變化速度和程度的明顯標志。就我們時代的大討論——如何應對氣候變化——而言，中國如今處在舞臺的中心。隨著2009年丹麥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的臨近，中國因其對資源——特別是能源——的“貪婪”以及溫室氣體排放的增加而遭受越來越多的詬病。中國被看作是全球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國，而且可能已經超越美國而位居第一。中國還被看作是一個能效極低的國家，據說其能耗是自身生態系統所能負擔的兩倍（生態足跡相當于兩個中國）。“中外對話”通過平衡來自東西方的事實和觀點，對這些諸多趨勢提供了證據和解釋。出于同樣的理念，本文對中國在全球氣候變化和有關談判中的作用提出了建設性的觀點。

如果我們認可有必要為氣候變化找到一個緊急的解決方案，那么說中國是一個決定性的參與者似乎是有道理的。沒有中國的參與，就不可能最終達成后京都協議，以避免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所預料的最糟糕局面。下面的思考乃基于這一假設。鑒于全球不平等以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普遍缺乏信任，指責中國似乎是不負責任之舉。相反地，倒是因為中國恰恰不屬于那些國家（大致相當于《京都議定書》附件一國家和非附件一國家），而且由于其在世界舞臺上的地位越來越重要，中國也許能成為結束當前僵局的促進因素。

中國政府可隨時提醒世界它還是個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就“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而言）。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兼具作惡者和受害者、問題制造者和問題解決者的身份。經過30年年均9%的經濟增長，中國很大程度上依然還是個發展中國家。然而，其資源消費和污染程度正在超過那些最富裕的國家（盡管不是按人均計算）。國際能源機構稱，世界對一次能源的需求在2005年至2030年期間預計將上升55%。中國的一次能源需求預計將翻一番還多，用于運輸的石油需求到2030年將差不多翻兩番，2030年煤炭凈進口（煤炭在中國當前能源構成中的比重將近70%）可能達到全球煤炭貿易的7%。在國際能源機構的參考估計中，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05至2030年期間將躍升57%，其中美國、中國、俄羅斯和印度將占到三分之二。中國在2030年的人均排放量將只有美國的40%，大約是經合組織國家的三分之二。根據以上數據，中國顯然是這一期間新增排放量的最大制造者。基本上，中國正致力于在地球上建立最大的碳經濟。因而，中國被貼上了“作惡者”的標簽，覺得中國應該承擔責任并減少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