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臨終之際，威斯敏斯特大教堂(Westminster Abbey)的安葬地點正加緊準備，一群泣不成聲的諾貝爾評審團又帶著一個獎項到我那棟有12間臥室的海格特(Highgate)莊園來打擾我之時，我會為這個物種留下一縷最后的思緒。那些達不到天才門檻的人怎么辦？社會該如何照顧那些“只是非常能干”的人？
我之所以這樣問，是因為全球正面臨對少數天才過度獎勵的風險。最頂尖的AI研究人員和工程師在各家公司爭相囤積人才的情況下，可以隨意開價。薩姆?奧爾特曼(Sam Altman)稱，當前“對極少數人給予的薪酬瘋狂且激烈”。金融和法律領域也在發生類似的情況。如今，人們對承認才能分布不均已不再那么拘謹。“覺醒”運動所倡導的扁平化理念已退潮，而工會在最先進的行業中也很弱勢。
在這一點上，道德上的慣例是為那些最缺乏可交易技能的人擔憂。但在此之前，世界對他們并不算友善。真正的新變化在于，那些僅次于最搶手人才、稍遜一兩籌的人地位下滑。難道就沒有人為“相當優秀”的人發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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