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五五”規劃深入推進與中國式現代化步入縱深發展的進程中，投資于物與投資于人正走向相互協同、相互嵌合的發展結構，成為理解當代發展范式的重要切口。面對加速演進的全球宏觀格局，回歸對“物”的深入觀察，是穿透表層波動、把握經濟結構性轉向的關鍵路徑。
格物致知，正是通過對世界運行邏輯的系統和動態拆解，識別全球化格局重構、產業鏈重塑、價值鏈躍遷、自然資源約束強化與科技生產力躍升等具有方向性、結構性與長期性的變化，從而推動資本配置與產業布局向順應時代演進的方向遷移。
而成勢在人，則是對需求結構深層轉型的理性回應。隨著物質條件改善與外部不確定性上升并存，人們的需求日益呈現出內斂化、求質化、多元化、個性化與開放化趨勢，價值尋求也從對外求證走向自我肯定，從規模擴張轉向價值認同，更注重對安全感、品質感與自我認同感的系統構建。
物與人平衡的過程，既是投資邏輯從追求效率轉向系統協同的重要表現，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具象展開。供給與需求的協同、數量與質量的權衡、天道與人性的融合、個體與整體的協調，以及物質與精神的共振，這與中國式現代化的核心特征高度一致。在這一意義上，投資于物與投資于人的相結合，不僅是在時代演進中融通物與人、在實踐中升華發展理念，更是在歷史風浪中回應時代命題，踐行中國式現代化的滄桑正道。
投資于物：順應時代變局。
在全球宏觀格局加速演進之際，回歸對“物”的深入觀察，是穿透表層波動、把握經濟結構性轉向的關鍵路徑。而格物致知，正是通過對世界運行邏輯的系統和動態拆解，識別具有方向性、結構性與長期性的變化，從而完成資本配置與產業布局的重心遷移。當下來看，物的變化集中體現在五個層面：一是全球化之變。以成本最優為核心的傳統分工體系，正轉向以安全性、韌性與戰略自主為導向的重構階段。在地緣政治、安全審查與技術壁壘的約束下，全球產業分工由高度集中邁向區域化重構，友岸外包與供應鏈風險分散逐步常態化。二是產業鏈之變。傳統依賴要素成本優勢的參與模式逐步消解，而圍繞研發能力、制造精度、供應協同與產業組織能力展開的橫縱整合不斷強化。以新能源汽車為例，中國企業已從終端制造走向電池材料、儲能系統與整車架構的突破，推動產業鏈由中下游承接向關鍵環節主導躍遷。三是價值鏈之變。傳統依賴規模制造與中低端加工的價值獲取模式正在被壓縮，利潤重心持續向技術密集、知識密集與品牌主導環節集中。研發設計、算法能力與數據資產，正在成為決定價值分配的重要變量。中國價值鏈的重心正由加工制造端向創新端傾斜，產業競爭從“生產更多數量”轉向“創造更多價值”。四是自然之變。能源約束、碳排放壓力與稀缺性正在重塑資源配置邏輯。光伏、儲能、商業航天、低空經濟、新材料等領域的興起，并非短期題材，而是自然條件變化推動產業結構演化的結果。這既是資源約束對產業形態的重新定價，也是自然邊界作為外生變量約束產業決策與發展路徑的體現。五是科技之變。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代技術，正在重塑生產函數結構，改變勞動、資本與技術的組合方式。算力基礎設施、數據要素配置與智能化改造已成為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重要抓手，其意義不在于單一產業爆發，而在于對整個經濟系統效率邊界的重新探索。綜合而言，物的變化正從秩序、分工、資源與生產力四個維度系統性演進。投資于物，實質上是順應這一演進趨勢，對產業結構進行前瞻性布局，既是投資對世界變化方向的理性回應，也是格物致知在當代經濟語境中的現實含義。
圖1：低關稅、低不確定性和人工智能投資對經濟具有長期正面影響（%）
資料來源：IMF以及工銀國際整理（不同因素對經濟增速的影響測算）。
投資于人：回應需求演化。
若說投資于物更多關乎對事物的重新解構，那么投資于人則指向民心所向與生活方式的重塑。在物質條件持續改善與外部不確定性上升的背景下，人的需求結構正在發生深刻重塑，尤其是在價值取向、生活方式與身份認同方面。從現實觀察看，人們的需求呈現出五大趨勢：一是更加內斂。需求逐步從向外尋求證明轉為向內自我肯定，是近年來最具代表性的轉變之一。疫情沖擊與地緣不確定性強化了人們對安全與穩定的關注，而中國改革開放四十余年所積累的物質基礎，也逐步弱化了人們通過外顯消費建立社會認同的心理依賴。從外炫式消費轉向功能性與保障性支出，健康管理、長期保險、心理服務等領域需求持續上升，體現出人們對精神世界的追求與對長期穩定的重視。二是更加求質。品質、體驗與價值成為驅動消費的關鍵因素，高端家電、功能食品、精品咖啡等領域的增長，反映出需求從數量邏輯向價值邏輯的轉變。這是消費標準的重塑，也是對質效比的重新衡量。三是更加多元。圈層文化與代際差異催生出更加多元化的消費結構，不同群體在文化、審美與生活方式上的選擇融匯交通。從國潮、美學消費到精神娛樂、生活方式品牌，多樣化需求共存成為常態，消費由單一功能承載延伸為身份認同與情感表達的載體。四是更加個性。潮玩經濟、IP消費與小眾品牌興起，體現出對獨特性的追求，個體表達的重要性顯著上升。這不僅是審美偏好的變化，也是青年群體在消費中重構自我敘事的過程。五是開放性。中國品牌逐漸走向國際市場，新時代消費品牌在海外的接受度提升，反映出內外文化雙向融合趨勢下，消費不再局限于本土情景，而是在全球文化坐標系中重新定位。這種開放性既拓寬了需求邊界，也提升了中國消費市場的國際表達能力。
綜合來看，投資于人的核心在于識別消費需求結構的深層變化，并據此構建更具韌性的投資體系。內斂、求質、多元、個性與開放的共振，意味著投資邏輯需要從單一規模擴張，轉向對價值感、品質感與認同感的系統回應。這些具象形態，既構成了需求結構演化的現實投影，也為產業選擇提供了清晰坐標。
圖2：近十年來中國服務消費支出增速更快
資料來源：Wind以及工銀國際計算（采用2024年與2013年中國社會消費支出不同項目的比值）
物與人的平衡：踐行中國式現代化的滄桑正道。
如果說投資于物著眼于供給側的結構演化，投資于人回應的則是需求側的價值升級。兩者的平衡，在于構建對現代發展模式的結構性校準，這體現為增長方式在供需兩端協同推進的轉型路徑。
首先，供給與需求的平衡。產業變遷代表供給側的結構調整，需求升級體現消費端的價值演化，兩者之間的錯配，往往構成周期波動與結構性風險的根源。通過有效投資推動供給能力與需求結構的動態匹配，使產業升級與消費升級形成正向反饋，這既是宏觀層面的再平衡，也是微觀層面的資源配置優化。
其次，數量與質量的平衡。過往以數量擴張為主的邊際效益有所減弱，可持續增長仍需建立在質量提升的基礎之上。這一轉變體現在向精細化運營的遷移，也體現在資本向長期價值創造的重心轉移。
再者，天道與人性的平衡。自然約束正在重新定義人類發展的邊界。資源稀缺、氣候變化與生態壓力，推動產業向綠色、低碳與高效轉型。這些領域的崛起，本質上源于人類在自然約束下，對生存空間與發展邊界的主動延展。這既是自然之變帶來的產業機遇，也是人性之需推動技術突破的結果，是順應天道而行、并在其中實現人類發展意志的體現。
此外，個體與整體的平衡。在需求更加內斂與個性化的時代背景下，個體發展不再只是社會結構的附庸，而逐漸成為重要的價值主體。然而，個體追求的自我實現，仍需置身于整體社會發展框架之中，才能形成可持續的公共秩序。
最后，物質與精神的平衡。宏觀層面而言，經濟增長的終極目標并不是財富本身，而是通過財富積累推動個體精神世界的充實與社會文明的進階。當物質條件達到一定水平，社會參與感、自我認同感與價值感開始成為衡量發展的新尺度。這一轉變，也是從富起來走向強起來的側面反映。
從更宏觀的視角來看，物與人平衡的過程，既是投資邏輯從追求效率轉向系統協同的根本體現，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具象展開。供給與需求的協同、數量與質量的權衡、天道與人性的融合、個體與整體的協調，以及物質與精神的共振，這與中國式現代化的核心特征高度一致。投資由此成為推動經濟結構優化、塑造長期繁榮與提升社會福祉的重要力量。在這一意義上，投資于物與投資于人的相結合，不僅是在時代演進中融通物與人、在實踐中升華發展理念，更是在歷史風浪中回應時代命題，踐行中國式現代化的的滄桑正道。
圖3：物與人的平衡：踐行中國式現代化的滄桑正道。
資料來源：工銀國際整理
（作者介紹：程實系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周燁系工銀國際宏觀分析師。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責任編輯郵箱：tao.feng@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