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以關稅向全世界開戰，其特有的商人叫價方式更令人側目。然而他說關稅要“對等”在原則上是對的。美國在二戰以后負有帶動世界經濟的國際義務已經結出碩果——先是歐洲，后是日本，再是亞洲四小龍，最后是中國和金磚國家，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它們的競爭力不亞于、甚至超過了美國。美國如果再在關稅上“照顧”它們就沒有道理。

但是在實際上，特朗普的“對等關稅”卻另有含義。他實際對各國推出的對等關稅是按與各國之間的貿易差額計算的。除了對所有國家征收10%的關稅外，還要根據美國對具體國家的貿易逆差占該國對美出口額的百分比，再除以二，計算“對等關稅”，若高于10%，就將其加征到該國進口美國的產品上（魏尚進，2025）。這實際上就脫離了“對等”的本來含義。再粗陋的經濟學也不會把逆差比例與關稅率差距聯系在一起。而“對等關稅”直觀地就是雙方對對方的加權平均關稅率要一樣。不過，這反映了特朗普這一舉措的真實取向。這就是要使美國與貿易伙伴國之間的貿易達到平衡。這樣可以期待，有大量制造業流回美國，使美國制造業再次成為美國產業的主要支柱，以及重回世界巔峰。

但是，這一政策取向卻是不能實現的，或者即使實現了，卻會使美國不再偉大。這是為什么？這是因為特朗普雖是精明商人，但他在計算一國的利益時卻面對比商人面對的更為復雜的體系，以致使他只看到某一舉措的直接后果，卻看不到在整個體系中的綜合后果，以及幾個因果鏈后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