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競爭是全方位全系統全要素的競爭。從特朗普時期開始，美國針對美中關系的判斷就出現了歷史性逆轉，而拜登在這一基礎上更注重在產業以及地緣政治和國內政治（立法和辯論）等方向的準備。現實看，中美兩國政治精英均已認識到，中美關系業已出現深刻的歷史轉向。中國謂之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而美國政治精英則提出“使美國再次偉大”等口號，制定新的國家安全戰略。

疫情后，中美兩國均在全球范圍內重新動員組織、擴大支持己方的勢力。中國努力有兩個方向：其一，吸引外資重振本國經濟以緩解經濟和就業壓力；其二，積極聯合區域性大國瓦解美元優勢，力圖實現人民幣與石油掛鉤，對沖和削弱美元的資源之基——石油。而美國同樣做了兩件事：其一，堅持不減關稅，堅持在軍民兩用技術領域與中國脫鉤，并積極編織國內立法和規范網絡，力圖弱化中國的初級制造優勢。其二，在全球范圍內塑造基于民主國家以及民主價值觀的準同盟，以突出對中國的“他者化”，突出中國是西方民主價值的“異類”。還有設計對中國礦業的孤立，以及在中國周邊國家布局打擊IUU（指非法（Illegal）、不報告（Unreported）和不受管制的（Unregulated）的捕撈活動）。

很遺憾的是，中美政治精英都認為目前需要鉚足勁削弱對方優勢，以使本國地位更加突出。全球沒有看到中美兩國在疫情后實現“負責任”的合作，而中美圍繞俄烏沖突、新疆事務、臺灣事務、氣球事件、貨幣等問題產生的諸多齟齬，使沖突出現螺旋上升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