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初，拜登在洛杉磯主持第九屆美洲國家首腦會議。由于存在意識形態以及現實的利益沖突，危地馬拉、洪都拉斯和墨西哥等國家的領導人沒有參加本次會議，以此抗議美國排除古巴、尼加拉瓜和委內瑞拉政府出席。六個政府首腦的缺席為本次峰會蒙上一層陰影。美洲國家首腦會議通常是處理地區挑戰，包括經濟不安全、疫情復原、氣候變化、移民和政治極化等非傳統安全事務的多邊合作機制。但現實的意識形態、價值觀、政治怨恨等因素，使美洲峰會的代表性明顯降低。

一場峰會將美國的區域領導地位的虛弱暴露無遺。客觀講，拉美有著濃厚的“反美主義”文化，是全球反美國家較為聚集的地區。拉美國家的反美主義有濃厚的歷史因素。19世紀初，美國總統門羅就提出了“門羅主義”，這就像是圈地運動，在無政府世界里，剛成立不久的美國即完全奉行“現實主義”，以自身實力和地緣戰略界定己方利益。但當時美國尚未完全取代英國，在對拉美的染指中，還受到英國、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傳統強國的挑戰。在二戰后，美國獲得了世界主導權，開始以武力介入古巴、巴哈馬、海地等國的國內事務，當然名義是反恐、民主、打擊獨裁者等內容。這一區域長期成為美國武力干預和輸出民主或經濟自由主義等意識形態的實驗地。自1890年以來，拉美地區有17個國家遭受了美國的軍事干預，包含巴拿馬、尼加拉瓜、洪都拉斯、波多黎各、薩爾多瓦、墨西哥、危地馬拉、智利、格林納達等。此外，美國還支持執政黨的反對派、支持親美獨裁者等。比如，1973年9月，智利發生軍事政變，民選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被美國情報機構支持的皮諾切特軍政府推翻，并死于當日。拉美國家也曾大規模實驗美國倡導的“自由主義經濟”學說，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阿根廷的大蕭條以及巴西金融危機，直接后果是社會動蕩、廣泛失業、騷亂、執政黨政府倒臺、外債違約、國家信用破產。一系列后果使這些國家難以對美國產生深度政治信任，最終醞釀成“反美主義”，對美不信任和偏見等。即使在21世紀，美國對這一地區也從來不忘使用武力和威懾，比如，2017年8月，特朗普曾提出對委內瑞拉實施軍事打擊的設想，這種戰爭邊緣政策加劇了這一地區對美國的仇恨。

美國主導的美洲峰會顯示美國未能在圍堵中國在中南美洲勢力的政治動員上達成共識。美國政府小心翼翼地尋求與這一地區國家在非傳統安全領域上尋求最大面共識，并積極提供援助等公共物品。美國在這一區域針對特定國家的政策反復以及實用主義、功利主義的臨時性援助，顯然很難沖破中國與這一地區業已編織的經濟強依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