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周以來，上海因為應對新冠疫情反彈而進行的封鎖政策受到沖擊，官方稱目前此波疫情尚沒有死亡病例產生，但不少上海市民卻很難理解眼前的一些政策。經濟的成本是巨大的，人們的心理健康所付出的代價也是如此。對于一個疫苗接種率高、基礎醫療設施處于全中國頂尖地位、經濟高度依賴消費的城市來說，這些政策似乎過于嚴厲了。然而這些政策并非只是針對上海的。在封城之前，人們聽到的說法是上海是世界的上海，但封城不久之后，我們才明白了上海更是中國的上海。盡管有尋求推動國內消費的“雙循環”戰略，中國在全球經濟中所扮演的角色仍是生產，而不是消費。上海的中產階級可能覺得對新冠病毒“零容忍”的政策是一種自下而上的斗爭，很多人還明確地將其與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一些政策聯系起來，那個時期對于這座城市來說算不上好時光。

將全球經濟想象成一個由富人和窮人組成的社區，大家彼此聯結，但并不平等。在烏克蘭戰爭之前，我們常聽聞俄羅斯只是世界的加油站，盡管它似乎也是世界的農場。美國是世界銀行（因為美元是國際儲備貨幣）——而倫敦是國際法律中心。歐洲是資產階級的購物街，擁有建筑師、服裝設計師和奢侈品。中國則是世界的工廠。美歐的政策主要是為中產階級的利益服務的，因為在那里中產階級在人口和文化上占絕大多數。然而在全球經濟中，無論是在文化上還是結構上，中國仍然是一個工人階級國家。在疫情期間，美國的中產階級居家辦公，（從中國的工廠）訂購電子商務包裹，并依靠主要由移民組成的“必要工作者”群體完成這一供應鏈條的最后步驟。對于其中一些“必要工作者”來說，新冠疫情確實是毀滅性的。例如，愛荷華州Tyson豬肉廠的員工就曾遭疫情重創，還有丑聞爆出，該工廠的經理們曾押注會有多少名工人染病。而中國領導人們認為自己所代表的是工人，而不是代表老板，他們愿意無限期關閉上海，前提是這種做法可以防止在印度（或愛荷華州的Tyson工廠）發生的事情：滿目瘡痍的鄉村，緊缺的醫療資源，以及因疫情而造成的大規模死亡人數。

如果美國是消費型經濟體，中國是生產型經濟體，那么上海介于兩者之間。與中國大多數地方相比，上海能夠更好地“居家工作”。但中國內部的劃分則反映著全球的階級體系，中國的城市甚至在形式上是按“線”劃分的。此次對于上海人來說，他們意識到上海也須接受與西安等地類似的防疫政策，他們對此感到震驚。這些政策并不是什么新鮮事物，只是這些政策眼下正在上海實施。群眾的驚訝也印證了上海認為自己或許是特例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