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說：“容忍比自由更重要。”這句話不僅富有洞見，而且富有遠見，他預見了今天簡中華語圈體現出來的各種不寬容思維。不久之前，大概是因為余英時先生去世，微信群里突然出現了針對傳統文化的爭論；有人全盤否定儒家文化，把它說得一錢不值，讓我很窩火，不客氣地回應了幾句，扣了“魯粉”、“紅衛兵”兩頂帽子，引發了之后連續幾天的爭論，中間還帶出對魯迅、馬克思等人的評價。和對待儒家文化一樣，褒的把他們捧到天上，貶的則把他們打入地下。當然，最后握手言和了，但聯想到前陣子美國大選爭議引起的中國自由派“分裂”，這件事還是讓我感到有必要再說幾句。無論是美國大選爭議還是傳統文化爭議，爭論本身至少表明自由派是有信仰的，不然也不會如此執著地爭，但是各人信仰難免不同。如果不同信仰之間沒有基本寬容和對等尊重，那么所謂的爭論只能是一場又一場相互傷害的內耗。

喜不喜歡儒家學說、喜不喜歡魯迅的小說乃至馬克思主義，本質上當然都是個人的選擇自由。憲法上，你顯然有思想、信仰和言論自由。事實上，憲法甚至不能強迫你作為個人尊重別人的思想和信仰自由。但如果你的“自由”意味著別人的不自由——盡管你作為個人未必有能力實現對他人自由的限制，而社會上有相當多的人和你有同樣的想法，那么這個國家就危險了，因為你們都會認可甚至主動幫助國家對他人思想和信仰的壓迫，并認為這樣做是完全正當的——消滅某種“錯誤”、“過時”或“虛偽”的學說能有什么錯呢？這種思維模式或者會幫助建立與維系一個極權國家，或者在思想和信仰的戰場上誰都不服誰的時候，社會輿論陷入四分五裂的狀態，讓國家權力騰出手來、橫行無忌。打左派，右派歡呼；打右派，左派鼓掌。不同意見之間缺乏寬容，就形不成合力，效果上是給國家遞刀子，最后在互戕中雙雙匍匐于極權淫威之下。因此，寬容是憲法和法律不能強求的道德素養；但是如果沒有寬容，就不可能實現憲法規定的思想和言論自由，因為我們自己首先就不尊重別人的思想和信仰自由。維護思想和信仰自由的主體缺席了，我們不是極左就是極右，自己先在一些底線問題上打得不可開交，還能抗衡極權、實現自由嗎？

因此，憲法上的思想、信仰與言論自由是建立在寬容的道德基礎上，并應當被解讀為所有人的平等自由，而非只是個人自己的自由。我們之所以要寬容別人，不僅因為別人和我一樣是人，具備和我大致一樣的基本判斷能力，也是因為我和別人一樣不是上帝或其代言人，因而也和別人一樣會犯錯。既然我和別人的意見出現分歧時，別人有可能對、我也有可能錯，我們都應該避免絕對的肯定或否定。即便我信神，我也要為不信神的人留下道德空間，不能簡單斥之為“邪惡”——畢竟，我自己并不是神，我有可能信錯了。即便我堅信無神論，我也要為信神的人留下道德空間，不能簡單斥之為“迷信”，因為我確實無法確證神的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