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國經濟“內循環”的討論很多，近期國內最早提出“內循環”的說法是在7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與企業家座談時候，“國內循環為主，是通過發揮內需潛力，使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更好聯通，更好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實現更加強勁可持續的發展”，但是更早的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就已經提出了“雙循環”概念，順著這個時間線索就可以看得出這個轉折是承著形勢變化不斷深化的。

內外循環很明顯是更高層面的結構改革政策，無論怎樣定義國際和國內兩個市場的關系，這個名詞的提出就是在重新定位兩個市場，它的背景也很清晰，就是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復雜化了，國內的經濟學家對此爭論分兩派：一些人認為中國過去也強調擴大內需，這種提法沒有什么問題，這種觀點刻意淡化環境改變導致的政策應對的必要性，實際上否認了政策層的積極主動性；另一些人認為中國應該繼續過去的路線，不應該放棄國際市場，以開放應對西方世界的“封鎖”，實際上在強調以國內循環為主的同時，也強調了“中國的大門會越開越大”，這部分人對于新提法的警惕并無必要，可以從中國文件的“全面性”去理解新提法的微妙轉折，因為也正是這種全面性讓一些用語的變化意義重大，拒絕承認全局上主動迎接外部環境挑戰在目前的形式下是不切實際的。

2015年開始中國就開啟了自上而下的全國性的一系列結構改革，2015年末中央政治局會議正式提出“供給側”改革，2017年轉向國內去產能、降杠桿。而在2015年之前中國就已經開始推動“一帶一路”，中國的“產能”改革實際上著眼于國際，之后又轉向國內，但“一帶一路”有更高的目標追求，并且也仍然在推進。這和現在的“市場”改革有相似之處，但它的時間脈絡可能更長，從加入WTO開始，中國與西方世界度過了一段較長的蜜月期，但是到2017年開始中國與WTO成員國之間對中國是否交出合格的入世答卷的認識分歧顯性化，大家對市場經濟的認知隨著美國、歐盟相繼正式拒絕中國市場經濟地位認定開始分道揚鑣，這導致我們的“市場”結構改革必要性越來越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