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對克雷?克里斯坦森（Clay Christensen，他已于上個月去世）的最后一次采訪中，他表示，他的“顛覆性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理論提供了一種“共同語言”，使企業能夠找出問題，并決定行動路線。
這顯然是謙虛的自我評價。這也提供了一條線索，有助于解答熱愛顛覆的人是如何將這位管理學思想家的想法扭曲為危險的狂熱。克里斯坦森曾說，他的理論產生過一些影響，“大體是好的，但有時也有愚蠢的”。
Skype聯合創始人尼古拉斯?占斯特姆(Niklas Zennstrom)最近告訴我，早年人們認定，基于互聯網的創新大多都能造福世界，但人們的這種看法“被用作任何行為的通用借口”。1990年代互聯網規模較小，有利于限制誤入歧途的早期試驗或不太符合道德準則的商業模式所造成的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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