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時任美國財政部幕僚長的吉姆?威爾金森(Jim Wilkinson)向一位同僚發了一封令人沮喪的電子郵件。“我實在無法承受我們要為雷曼(Lehman)紓困……媒體對此的報道將會很可怕。”兩天后，他的頂頭上司漢克?保爾森(Hank Paulson)在電話會議上警告其他人：“我不能成為紓困先生。”

在鮑爾森說這話的幾個小時前，英國《金融時報》發表了我寫的一篇不諳世故的專欄文章，建議美國財長周末休閑一下，去追求他的觀鳥業余愛好。我寫道，美國政府應該頂住拯救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的壓力，就像它曾經救助貝爾斯登(Bear Stearns)以及抵押貸款機構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那樣。政府“口頭上對于道德風險很強硬……但下手很軟。”

幾天之內，保爾森采納了我的建議（以及其他人的建議），讓雷曼破產，這引發了二戰后最嚴重的金融危機，造成了至今仍未修復的經濟和社會損害。很少有一篇文章會如此迅速地產生如此驚人的反作用，而我花了10年時間反思自己在雷曼倒閉中扮演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