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政策制定者們下月聚首于華盛頓，參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會議時，一個話題將主導他們的討論：如何回應那些感覺被全球化落下的人的憤怒。

開放市場和自由價值觀的支持者們深切地意識到，他們正面臨一種威脅當前國際秩序的政治反彈。僅在上周，就有IMF總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談到，在許多收入、財富和機會日益不平等的國家，都出現了“高漲的不滿情緒”；歐洲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主席唐納德?圖斯克(Donald Tusk)在布拉迪斯拉發的歐盟領袖會議上發出警告，稱對那些讓選民“難以承受、不知所措，有時心生恐懼”的事件和進程，有必要恢復控制；還有歐洲央行(ECB)行長馬里奧?德拉吉(Mario Draghi)跨出其技術官僚的角色，告誡政治人士警惕，在一個被證明“漠視”全球化好處是如何分配的世界里，人們產生的強烈焦慮情緒。

英國投票退歐、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吸引力、仇外和保護主義政黨在歐洲各地崛起，這些現象反映出的這一政治難題是不容置疑的。經濟現實構成了這個政治難題的基礎：20年的全球化一直眷顧著世界上最富裕的那些人，也給新興經濟體日益增長的人口帶來了巨大的福利。但主要由發達經濟體的中低階層組成的另外一批人的處境則糟糕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