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思想家身后總會有一個時期被人當作沒有用的“死狗”，似乎是一種不可逃避的歷史宿命。1760年，萊辛在與雅柯比的談話中曾說：“要知道現在人們談起斯賓諾莎，總像談論一條死狗”。1827年,黑格爾提到此事時不無感慨地說：“現代對待斯賓諾莎體系以及一般對待思辨哲學的態度并不更好一些”。又過了50年，黑格爾自己也變成了時代的“死狗”——馬克思評論道：“今天在德國知識界發號施令的、憤懣的、自負的、平庸的模仿者們，已經高興地像萊辛時代大膽的摩西?門德爾松對待斯賓諾莎那樣對待黑格爾，即把他當作一條‘死狗’了”。

如今，同樣的命運——至少是在中國——似乎也降臨在凱恩斯身上。很多經濟界人士談起凱恩斯，的確“就像談論一條死狗”。與時俱進的思想家們，幾乎無不以宣稱“凱恩斯主義過時了”為標榜。“凱恩斯”三個字，幾乎變成了“刺激”的同義詞，連同“需求”一起，成為人們口誅筆伐的時髦對象。

然而，正如《國富論》經常成為當代中國經濟學者的思想資源一樣，《通論》也因其超越時代和地域的普遍價值，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沉默而堅定的對話者。在《通論》發表80周年之際，在眾人“痛打落水狗”的時候，我們也許需要呼吁一下“費厄潑賴”，探討一下這本書對當下經濟問題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