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馬會”已經落幕，但它所奠基的標志臺海關系新階段、新狀態的大戲才剛剛拉開。這樣一場歷史性的會見攪動了兩岸三方（島內的國民黨、民進黨和對岸的大陸）的利益格局，讓各方（尤其是島內的國民黨和民進黨）在“習馬會”的背景下來重新審視兩岸關系和島內事務。圍繞“習馬會”，各方存在什么樣的政治收益和風險？筆者試圖對各方的政治計算作一分析。需要指出的是，作為會談當事方的馬英九（及其所代表的國民黨）和大陸是此次會見所帶來的政治利益的主動收獲者，相應地也是政治風險的主動承擔者，而事前和事中都不在其中的民進黨只能被動地接受其政治收益和風險。

在分析各方政治收益之前，有必要對此次會晤的一個焦點問題——“九二共識”——進行一番梳理，這既是一個涉及各方政治收益的的原則性問題，又是一個左右各方談判攻防的技術性問題。具體而言，國民黨與大陸對“一個中國”這一原則立場上是一致的，但對“一個中國的表述”則存在差異，國民黨重“各表” （即“一中各表”），大陸則對“各表”沉默不語。然而民進黨卻在“九二共識”上與國民黨（更不用說大陸）存在尖銳的對立。一直以來，民進黨都是對“九二共識”進行“模糊表述”，或者“不表述”，以此來到達否定“一中”的目的。這種“零和游戲”式的尖銳對立導致大陸拒絕與民進黨對談。從談判攻防的技術性層面看，民進黨抓住國民黨和大陸對“各表”的差異見縫插針，試圖以國民黨和大陸對“各表”的分歧來 否定“共識”的存在，而無視兩方對“一個中國”原則立場的一致性（即“九二共識”）。

國民黨：“不獨”、“不統”之間的尷尬與騰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