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筆者參加了中國人民銀行與歐洲智庫在杭州合作舉辦的“記念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70周年”國際研討會。會議期間，美國著名國際金融學家哈佛大學教授Richard Cooper提出了一個問題，“中國為什么要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國際化對中國有什么好處？”；同年6月，在上海召開的同一主題的另一個國際研討會上，英國金融管理局前主席Adair Turner也提出完全相同的問題。其實對中國的決策者和實踐者來說，系統的解釋也不存在。由此可見，對這一問題給予正面回答仍屬必要。

盡管學界十數年前即提出人民幣國際化，但是人民幣真正作為國家戰略的確立應該是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對政治家來說，本世紀中國外匯儲備的增長與美元持續貶值的反向變動，成為喜憂參半甚至越來越煩心的事情。特別是危機期間，美元匯率的大幅度波動更讓領導人寢食難安。因此如何在保持出口持續增長的同時減少美元的使用與積累，就成為人民幣國際化的直接推動力。

其實從更深層次看，還有貨幣主權問題困擾著中國的領導人和貨幣當局。從改革開放30余年的貨幣政策實踐來看，中國曾經是美元本位制的最大受益者和鐵桿支持者。美元本位制對中國的有利之處在于：中國通過先貶值后釘住的匯率政策，再加上穩定的社會環境和廉價勞動力等有利條件，促進了外國直接投資及來料加工產業的快速發展。加入WTO后更是借助美元貶值趨勢實現了出口拉動的高速經濟增長。美元霸權賦予美國的國際購買力也進一步增進了中國對美國的出口。中國對美元的支持主要表現在對美元儲備地位的維護上。本世紀以來全球外匯儲備30%與80%分別由中國和發展中國家持有。這在很大程度上與中國在跨國公司全球產業鏈布局中處在加工組裝環節的貿易中介地位有關。這使中國對亞洲中間產品生產國和石油輸出國保持貿易逆差，并對美國保持巨額貿易順差。從而幫助這些國家也包括自己積累起大規模美元儲備。圖1顯示，與1985-1995年貶值期美元儲備份額曾下降至45%的情況相比，本世紀美元貶值期間，其外匯儲備份額并沒有出現顯著下降。這是因為人民幣釘住美元的聯系匯率制度、以及由此引起的美元儲備積累，為美元的國際地位提供了重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