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華盛頓瀕臨懸崖邊緣之際，能夠說服議員們不讓美國政府關門的人是誰？對于這個問題，顯而易見的答案是美國總統。更好的答案則是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首席執行官杰米?戴蒙(Jamie Dimon)。在上周的投票結果岌岌可危之際，戴蒙幫助對國會加大壓力，迫使國會通過了能讓聯邦政府在明年大半年保持運轉的議案。讀者可能會感慨：這是多么出色的公共服務啊。不過，事實上他的動機更具體一些。該法案中包括了一個無關條款，允許銀行在得到納稅人擔保的分支機構重啟衍生品交易。如今，這項禁令已成歷史。除了華爾街巨頭，還有什么人可以要求——并得到——這樣的“服務”？

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產引發全球金融崩潰已過去六年多。美國政府曾表示，再也不能允許華爾街自己為自己制定規則。從某種程度上說，華爾街受到了一定限制。2010年多德-弗蘭克(Dodd-Frank)改革法案的部分內容曾遭遇大銀行激烈地游說反對，在許多情況下他們未能成功。就這樣，如今美國政府有一個消費者金融保護機構。美聯儲(Fed)為華爾街的杠桿率設立了上限。銀行必須把許多類型的衍生品通過一個中央結算所完成結算。根據“沃爾克規則”(Volcker rule)，銀行必須將自營交易與接收存款的業務“母艦”隔離。

這些改革措施中有很多被看做一種進步——尤其是對杠桿率的限制。除此以外，某些情況下華爾街也有理由抱怨美國政府管得過寬。在銀行提到2010年以來監管成本增加時，他們并不是在詭辯。華盛頓的監管者多于見識。他們往往“抓小放大”。如今，銀行的合規部門已臃腫不堪，目的是為了跟上微觀監管法規的雪崩式增加——盡管沒人相信這些法規對降低總體風險會有任何用處。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的局面，決不是華爾街把華盛頓遠遠甩在后面的簡單化故事。不過，正如戴蒙的干預所顯示的，金融界正在重新獲得此前失去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