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初，我在當時的摩根擔保公司(Morgan Guaranty)倫敦外匯交易室度過了我職業生涯最不爽的一年。
讓我不爽的原因有三個。首先，這份工作很無聊。匯率漲了，然后又跌了，但漲跌似乎很少能為人所預料。其次，這份工作壓力大，因為假如你交易方向錯了，就會損失一“大”筆錢。還好，我從未得到足夠的信任來獨立從事交易；我的職責是給大公司打電話，盡力說服他們通過我們交易外匯。但大多數時候我并沒有太多的事要做。我就坐在那兒，看著交易員一會兒閑得發慌，一會兒忙得要死。
他們就是這份工作如此令人不爽的第三個原因。許多交易員都是舉止粗魯、為人刻薄，大搞性別歧視和種族歧視的“手推車貨郎”，他們運作著一套有其自身邪惡等級架構的封建體制。交易“cable”（英鎊兌美元匯率，因匯率數據最初是通過大西洋電纜傳輸的——譯者注）的家伙是國王，交易“exotics”（比如丹麥克朗等不重要貨幣）的家伙則是受氣包。我既不是男的，也沒有過什么“手推車”，我太微不足道，只配得到對我聲音和外表的例行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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