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亞太經合組織峰會(APEC)在北京召開，加上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設立相關協議的簽署，中國出資400億美元設立絲路基金，“中國版馬歇爾計劃”的概念在網絡上被熱炒，不少研究機構對這一概念進行了詳細解讀。這一概念最早出現，是對中國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提出的“共同發展計劃”的解讀。理想中的“中國版馬歇爾計劃”能夠通過增加對外投資基礎設施建設等手段，同時達到增加對外投資、化解過剩產能和加快人民幣國際化的三重目標。

之所以輿論對“中國版馬歇爾計劃”再次關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和以AIIB和絲路基金為代表的具體實踐正式展開。因此，無論是“中國版馬歇爾計劃”，還是“一帶一路”戰略，實質上都體現著在國內外形勢同時進入新常態的背景下，中國政府對以往“走出去”戰略開始進行全面深刻的調整。

乍看起來，以“中國版馬歇爾計劃”為代表的新常態下的開放戰略，正是幫助中國實現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妙藥良方。當前，中國三四線城市普遍存在的住房供給過剩局面，預示著前一階段集團式的“造城”運動基本宣告結束。而由房地產為核心帶動的眾多上下游產業，也因此面臨著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因此，姑且不論“中國版馬歇爾計劃”這一提法是否值得商榷，單就化解產能過剩一項作用，就足以引起決策部門的足夠興趣。但是，現實往往要比理想骨感的多。通過對比“馬歇爾計劃”和“中國版馬歇爾計劃”就能看出，兩者其實是內容迥異的兩個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