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勸告潘佩珠寫出這些苦難故事。

這是1905年的橫濱，他們都是客居此地的流亡者。一位來自中國，一位來自越南。他們無法對話，卻可以用筆談溝通。他們都成長于一個儒家文化傳統，然后目睹著這套文化與政治系統的迅速崩潰。中國淪為了被瓜分之國，而越南早已是法國人的殖民地。日后的潘佩珠被稱作越南的“建國之父”，不過在他生前似乎不過是個焦灼、不斷失敗的逃往者與囚徒。

是戰勝俄國的新聞，將這位越南人吸引到日本。彼時的日本象是一塊磁石，令所有的被西方侵犯與侮辱的落后地區倍感鼓舞——黃種人戰勝了白種人。明治維新后的日本似乎代表了一種嶄新的發展模式。而在日本國內，一股泛亞主義思潮正在興起，日本的政治人物與知識分子們發現，盡管他們以新強國的面目出現，西方卻并未準備接納它。既然無法打破種族的鴻溝，一群日本人開始鼓吹亞洲的內部聯盟。這注定也是不平等的聯盟，倘若門羅主義宣稱“美洲是美國人的美洲”，日本人期望“亞洲是日本的亞洲”。不過，這也造就了意外的聯結網絡，東京與橫濱成為了各種異端的聚集地，他們在此思考、爭辯、結社，試圖尋找到一條拯救各自國家的新道路。日本既是他們通向新世界的窗口，又給他們提供了暫時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