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我進入北大，感慨故園不在，一股平庸涌動。這是一個去政治化、去理想主義的校園。詩歌、思想與天下事，再不是年輕人的生活重心。燕園里最受青睞的社團是山鷹社與愛心社，三角地貼滿了TOFEL、GRE的培訓廣告，而不是政治宣言、文學沙龍。游行更成了一種禁忌，我唯一的體驗是1999年的反美游行，那是校方允許與組織的，用旅行車把同學拉到美國使館前。與八十年代的親西方態(tài)度不同，一股狹隘的民族主義浪潮開始興起，用來填補共產(chǎn)主義破產(chǎn)的價值真空。

我緬懷五四時代與八十年代，卻從未對1989年的廣場感到特別的興趣。只有一次，我隨余杰在勺園的一個韓國留學生宿舍里觀看紀錄片《天安門》，那真是血脈賁張的一刻，廣場上的人山人海、到處飄揚的橫幅有一種恍若隔世之感，我也對片中王丹那鎮(zhèn)定自若的表情、劉曉波的口吃與梁曉燕的清新印象深刻。

這感覺短暫、沒激起我繼續(xù)探究的興趣。我對未來雄心勃勃，1989年的天安門不僅意味著危險、也代表著往昔，如今比爾?蓋茨、哈佛商學院、全球化才代表著我要努力的方向。對于王丹、劉曉波或是天安門母親的遭遇，即使我有某種下意識的同情，卻也認定他們代表著被翻過的歷史一頁。在官方全面遮蔽了這段歷史后，我也與很多同學一樣，選擇了主動自我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