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一年前我在美國舊金山太平洋高地(Pacific Heights)時，曾在甲骨文公司(Oracle)首席執行官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的眾多豪宅之一眺望金門大橋(Golden Gate Bridge)。當時埃里森不在那里——他把這座豪宅借給別人去舉辦一個招待會。不管怎樣，埃里森都絕無理由為享受自己的成功果實而道歉。但如今，如果你從科技業高管的陽臺向外望去，看到的卻是一場越來越猛烈的暴風雨。繼銀行和銀行家之后，科技業高管是否會成為民粹主義浪潮的下一批沖擊對象？

這聽起來似乎不太可能。對于像你我這樣拎著平板電腦、把玩智能手機、用著亞馬遜(Amazon)和谷歌(Google)的大眾來說，抨擊這些提供了我們所鐘愛的產品和服務的企業，簡直就是數字時代的“恩將仇報”。

不過，考慮一下如下這些不滿情緒：大西洋兩岸的政治人士正在抨擊蘋果(Apple)、谷歌和亞馬遜的稅務安排；評論人士指責硅谷的富豪拉大了加州北部的貧富不均；社會活動人士對得不到妥善保護的隱私、過于廉價的勞動力以及低能效的服務集器群表示擔憂；反壟斷監管機構則收緊了監控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