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于媒體披露中國國務院“大部制改革”方案相關細節，民間對于此項改革的種種猜測與期待再次浮出水面。鑒于中國一年一度的“兩會”很快就要召開，這是否預示著2008年中國國務院機構改革之后的另一次中央政府部門改革大動作，開始引發各種猜想。尤其是鐵道部是否并入交通部、是否會有“大財政部”、“大能源部”等規劃等，最為引起關注，因為這與經濟、民生均息息相關。

但由于“大部制改革”并非新事，而是已有多年構想，所以此時追溯一下其歷史歷程也不無必要。以往的“大部制改革”舉措無不祭出轉變政府職能、打造服務型政府、政府由經濟活動直接干預者變為中立仲裁者，以及精簡政府結構、提高行政效率等等旗號。但說得樂觀一些，直至今日中國仍還處在走向現代型政府的半山腰上。也多有學者指出，在政府規模方面，改革也一直未能走出精簡之后再膨脹的怪圈。

中國的“大部制改革”應該把目標明確設定為政府職能轉型，提升政府提供公共服務、實施社會管理的能力。“大部制”只應是這項改革的簡稱，而非以大為好，以大為美，其目的不應是合并，而是實現對政府行政管理與調控資源的更高效的配置。政府內部的機構調整并不必然改變政府的性質及其與社會的關系，如果“大部制改革”不能解決權力過于集中而又缺乏監督，也缺乏歸責與糾正機制的問題，它就很難負起所謂“政治體制改革突破口”的重任，也難以避免“新瓶裝舊酒”之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