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人口紅利曾經是中國高速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撐，伴隨著劉易斯拐點的到來，中國人口基本面正在面臨巨大轉折點，中國如何面對即將到來的“未富先老”局面？中國的人口政策等相關公共政策應該如何調整？經濟轉型如何以此為契機轉化？FT中文網一直對此議題保持關注，今后將陸續推出相關專題，首期推出孫滌教授“新新人口論”。

開宗明義，本文旨在呼吁各界關注中國人口的演進。 “新新人口論”的提法，絕非聳人聽聞，而是要引起對人口正在發生的重大變化的關注。人類歷史從未有過的這個變化，1960年代開始在發達國家顯現，1990年代在世界范圍里“坐實”，在2002年的聯合國人口報告得到“官方”的認定：全球的總和生育率從2.1下降到了1.85。人口規模不只是關系到經濟的持續成長，而且是人類文明一切活動的“宿命”（destiny），社會歷史學家早就認識到了這個邏輯。

總和生育率（TFR）指每個婦女一生平均生育的存活孩子數。 除了抵補父母的2，這多出的0.1是為了補償孩子未到生育年齡夭亡的損失；在發展中地區，為了補償較高的嬰孩夭折率這個數大約在0.33；而在人類史上絕大部分時間里，直至二十世紀，這個數還在4以上。 TFR不足2.0的水平，人口的規模就趨于縮小；一旦降到1.8以下，規模的萎縮就難以逆轉了。雖然婦女把育齡往后推、老人活得更久等等，會影響到人口的年齡結構，但女性的生育傾向——TFR的決定因素形成后，要改變是很艱難的事，先進國家的經驗如此昭示我們。隨之而來一系列的重大變更，構成政策的嚴峻挑戰，往往令人措手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