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周前，我和來自佛羅里達州的年輕參議員馬可?魯比奧(Marco Rubio)進行了交談，他有可能被民主黨提名為副總統候選人。隨著談話的進行，拉布拉多犬的形象躍入我腦海：魯比奧烏黑發亮的眼睛和光鮮的外表，使他看起來像是富有感染力的正能量與歡快好心情的打包組合。

他來時手中拿著一本名為《美國之子》(An American Son)的個人回憶錄，這是他政治生涯的終極梗概，出版時間剛好趕上2012年總統競選。回憶錄的內容非常具有典型性，講述了今年41歲、來自貧窮古巴移民家庭的魯比奧如何奮發向上進入大學，如何娶了一位金發貌美、曾是拉拉隊長的妻子，生了四個極為上鏡的孩子，以及如何踏入政壇的歷程，書中還不斷表達他對耶穌的感恩、對父母的熱愛以及對美國夢的頌揚。正如所他寫的：“我是移民的后代，是一個有歷史感的美國人，在我心中，這種歷史感始于我父母為使子女的夢想不再幻滅而離開的夢想失落之地。”

在某個層面上，這話很容易戳中像我這樣的人的笑點，因為在我成長（但不再居住）的英國文化中，這種漫無邊際的樂觀主義看上去如此陌生，以至于自然而然地顯得很假——特別是其不帶任何調侃意味的表現形式，以及有關美國建國神話和某個政治焦點小組的各種陳詞濫調。然而在另一個層面上，魯比奧的書在我心中激起了一股深沉的悲哀。如果說歐洲當下缺少一種關鍵因素，而這種因素正是歐洲所亟需的，那便是魯比奧這種人身上的正能量和使命感，還有他們的啦啦隊、海外移民背景，等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