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丹尼爾?艾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用幾年的時間秘密復印了8000多頁五角大樓文件。根據這些文件，他寫出了那篇著名的《沼澤迷霧與僵化機器》（The Quagmire Myth and the Satlemate Machine，收錄于1972年出版的一本文集），詳細地總結了越南戰爭的教訓。歸結起來很簡單：政策制定者們的行動缺乏遠見。在每一個關鍵時刻，他們都只做出了避免眼前災難所需的最低承諾。他們只是在口頭上表示樂觀，卻從不真正付諸行動——即便他們相信行動可能取得決定性勝利。政策制定者們仿佛悲劇般地困在了無人地帶——既無法從走了很久的路線上掉頭，也拿不出政治決心、邁出任何有一線成功可能的一步。最終，在經受了多年不必要的折磨之后，他們的政策還是全面潰敗。

過去兩年來，歐洲經歷了與此類似的過程。從希臘首次顯現危機的征兆，到麻煩蔓延至葡萄牙和愛爾蘭，隨后確認希臘無法全額償還其債務、繼而債務激增蔓延至西班牙和意大利，在此過程中的每個階段，當局一直采取能拖就拖的策略。他們所做的只不過略微超出歐元的正統操作，以避免迫在眉睫的崩盤，但絕不足以打下重塑信心的良好基礎。緊急峰會召開得越來越頻繁，恐怕也是在所難免的。

這一過程已影響到了政策制定者們的可信度。很久以前我曾警告過一些歐洲朋友，當局在所有證據都指向相反結論時，仍然聲稱希臘有能力按時全額償還債務，之后再宣稱西班牙和意大利基本面良好時，將沒有什么人會相信——盡管后一種說法是有道理的。在歐洲的銀行業壓力測試中，信用違約互換(CDS)超過500個基點的資產仍被視為安全，面對這樣的荒唐事，市場怎能不無視監管機構有關某些主要金融機構償債能力不存在問題的論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