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戴維?卡梅倫(David Cameron)重申將致力于創建“大社會”(Big Society)。與十多年前提出“利益相關者”的另一位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一樣，卡梅倫在由衷地努力闡述一個宏大的構想。同樣與布萊爾一樣，卡梅倫的宏大構想也可能變成陳詞濫調，在應得的嘲笑聲中日漸消失。

卡梅倫和布萊爾都認識到，現代社會的大部分政治和經濟生活是通過中間機構運轉的——這些團體的特征強于單純的人群集合，但它們不是政府機構。此類團體有很多種類型：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司，但是也包括俱樂部和慈善機構、施壓團體及伙伴組織，以及媽媽網絡和互助組織。通過這些代理機構，我們實現了多重性和凝聚力的統一，讓現代社會的復雜性可管理。

如果說這看上去顯而易見，那么不妨記住：它與當今占主導地位的政治和經濟模式相矛盾。此類政治模式通常建立在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以及持類似觀點的哲學家所描述的某種社會契約的基礎上，這種社會契約被轉化成的結構強調個人權利，但不太重視群體團結的感覺。在與此對應的經濟模式下，個體的經濟行為人彼此簽訂合約，以達到和諧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