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我批準發布了《阿拉伯社會發展報告》(The Arab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該報告的名稱顯然毫無不敬之意。報告發布數天之后，阿拉伯文版的下載量就達到100萬次。剛開播的半島電視臺(Al-Jazeera)頻道一刻不停地圍繞該報告展開辯論。不久之后，阿拉伯聯盟(Arab League)部長級閉門會議對該報告發出的呼吁（實現民主、確保婦女權利和世俗教育）和警告（該地區的增長停滯和青年失業問題）表示了譴責。盡管當時民主化和經濟自由化浪潮正席卷世界其它大部分地區，但該地區紋絲不動。

我曾經為起義反對政府的民主派擔任過政治顧問，后來又從聯合國(UN)最高層調解多場革命。這一經歷讓我對目前席卷阿拉伯世界的這場風暴得出三條教訓。第一，這場風暴本該早些爆發。第二，它之所以沒有早些爆發，是因為利比亞和埃及之類的國家是警察國家，不允許任何反對勢力發展壯大。如今，這將成為一種障礙。第三，在引導這些國家走出當前沖突、進而實現轉型方面，美國將發揮的作用比人們普遍愿意承認的要大得多——盡管對不同的國家，美國的作用將有大有小。

在我面對那些憤怒的阿拉伯聯盟部長時，我正擔任聯合國發展機構的負責人。我們的報告是由一群阿拉伯政策專家撰寫的，因此，我們不用擔上“西方干涉”的罪名。雖然領導著一家擁有數十億美元資金的發展機構，但我仍對在阿拉伯世界起到作用不抱希望——除非我們能催生一場理論革命。那里的人們在思想和政治領域受到奴役，國民生活被戴上了鎖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