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窗邊，我試著想象蘭道夫?丘吉爾的喊叫，伯林的尷尬，還有安赫瑪托娃的女王般的鎮定。空蕩蕩的房間竭力恢復六十五年前的模樣，只有一張小桌子，一個木櫥，一張沙發，引人注目是墻邊的一張小小的畫像，幾根黑線勾勒出一個女人的外形。那是莫迪里阿尼在一九一一年的巴黎為安赫瑪托娃而繪的，當時他們都尚未成名，都驚人地漂亮，有過一場短暫的戀情。

刷成黃色的噴泉屋仍舊保持著沙皇時代的氣氛，設計風格流露著對歐洲的模仿。倘若那個粗壯的長發工人不開動除草機，庭院中安靜得仿佛時光停滯。如果你從游人交織的涅瓦大街來到這里，感受尤深。

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期起，安赫瑪托娃一直住在三樓的一個房間里。一九四五年的秋天，她在這里接受了一個年輕人的拜訪。三十六歲的以賽亞?伯林是牛津的庭院中出產的健談者，出版過一本關于馬克思的傳記。他的敏銳、淵博讓人過目難忘，足以讓弗吉尼亞?伍爾夫生出這樣的感慨：多么像是年輕時的梅納德?凱恩斯。與凱恩斯一樣，伯林為二戰期間的英國政府工作。他被外交部派往華盛頓，用個人魅力增添大西洋兩岸的傳統友誼，收集美國的輿情，撰寫每周報告。這些報告的實用性可以商榷，智力上的娛樂性不容錯過，引得丘吉爾為此擊節贊賞。此刻，他隨一個英國外交使團來到莫斯科與列寧格勒，期望增加對于蘇聯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