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是丁學良博士為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60周年而作的專文《關于中國人民素質的世紀之爭》之三）

就像我上一篇所講的，到了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以后，在民族生存、國家領土完整受到外敵大規模侵略的威脅的情況下，怎么看待和處理民族救亡和民主改革之間的關系？這個現實問題的爭論在當時的中國，變得既尖銳又迫切。坦率地講，在我所閱讀過的材料中，雖然從純粹的理論、純粹的概念、象牙塔的學術角度來看，1937—1946將近十年里產生過更精致、更細膩的文獻，但給我印象最深的，還是那些能把中國人民素質和中國在國難當頭情況下能不能夠、應不應該實行民主改革的問題，放到一個大眾對話、公眾討論的層面上展開的資料。講得最好、通俗易懂的言論，大部分都是集中在中國共產黨的報刊上。

八年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在它最重要的官方報紙《新華日報》、《解放日報》上，以及中共重要的發言人，對這些問題的思考、評論、建議的有意義之處，我覺得就在于他們不僅把民主作為一種政治架構和體系來看，同時把民主作為一種過程來看，特別是從過程的先決條件來看。我們知道現在英文里有一個流行的說法，“democracy as argumentation or democracy as arguments”，講的就是民主作為一種討論的方式，民主作為一種公眾對話的過程，對于民主制度的運轉不可缺少。從這個角度來看，我覺得那個時候中國共產黨及其戰友們的言論，特別值得回顧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