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作為一項職業，我們正讓自己的聲音被大家聽到，而在信貸通暢、企業樂于投資、消費者樂于購買的時期，我們從未有這樣的機會。然后，我們依據數據提出觀點，這些數據也被稱作“事實”，我們會運用回歸分析和嚴格邏輯對其進行加工處理，幾乎沒有人看得懂計算過程。（我知道這點，因為我是一名經濟學刊物主編。）另一方面，我們幾乎是單純以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理論為依據，呼吁上萬億美元的刺激計劃，而政界人士尊敬我們。引用凱恩斯理論給了我們無需引用其它理論即可討論經濟學的特權。套用律師的格言：當事實在我們這邊時，我們打事實牌；當理論在我們這邊時，我們打理論牌；而當事實和理論都不在我們這邊時，我們打凱恩斯牌——而且收到很好的效果。

并非碰巧的是，凱恩斯對財政刺激的合適構成沒有發表任何觀點。這使得他的理論可以同時被溫情主義的進步派（支持政府開支）和有同情心的保守派（支持為中產階級減稅）有效引用。

誠然，經濟學家們已經發表了經同行評審的對政府開支和減稅功效的技術分析。不過，當大自然舍棄了我們，我們會用圣經來安慰自己，而不是科學；當市場舍棄了我們，我們會向凱恩斯求助。其著名妙語——“長期而言，我們都會死”是對馬上借入上萬億美元的深刻而充分的辯護，且不提它與我們學科的一個基本認識相抵觸——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ederic Bastiat)曾在1848年說：“糟糕的經濟學家只會考慮看得見的效應；而優秀的經濟學家既會考慮看得見的效應，也會考慮那些必須預見到的效應”——換言之，就是長期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