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想象地球上幾乎任何一座大城市的一間咖啡店，里面滿是穿著入時、身形健美、年齡不到50歲的人在喝著5美元一杯的咖啡。他們剛上完瑜伽課，這會兒讀著《紐約客》(New Yorker)上關于不平等的文章，一會兒會回到他們150萬美元的小公寓里。這就是文化精英，或者用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公共政策教授伊麗莎白?霍爾德—哈爾凱特(Elizabeth Currid-Halkett)的話來說，“有抱負的階層”。她的新作《瑣事的總和》(The Sum of Small Things)利用引人入勝的美國消費數(shù)據(jù)對該階層進行了剖析。雖然霍爾德—哈爾凱特本人即該階層成員（我的一些至交好友也是），但她幫助解釋了為什么文化精英如此遭人鄙視，以致催生了一個全球政治運動來反對它。雖然在她這本書里，特朗普是未提到的房間里那頭大象，但幾乎每一頁都會讓你想到他，他就是該階層的對立面——的確，在其支持者腦海里，他是對抗文化精英階層的良方。

特朗普喜歡給文化精英貼上“精英份子”的標簽，但這一階層并非都是富人。除了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還有兼職教授、非政府組織(NGO)工作人員、失業(yè)的編劇。相反，界定文化精英的是教育背景。該階層多數(shù)成員上的是名牌大學，且認為自己對所得當之無愧，而不是憑特權。他們相信事實和專家。大多數(shù)人在20世紀70年代后的繁榮時代衣食無憂地長大。他們的教育背景就是他們的保單，而且基本上無論收入多少，他們承受的經濟壓力要小于老一代或教育程度較低的人群。他們的政治烏托邦是高稅收、平等主義、女權主義和環(huán)保主義。霍爾德—哈爾凱特寫道，比起單純當一個富人，他們的目標是成為“更好的人”。雖然經常忙到沒有時間快樂，但他們對自己感覺良好。他們處處看到的不平等絕不是他們的錯。

消費方面，文化精英的核心信念是鄙視炫耀性商品。名牌商品不再傳遞身份信息，因為任何一個老傻瓜都買得起它們。美國收入最高10%的人群（這包括了大多數(shù)文化精英）在汽車、電視機和家用產品等中產階層仍然看重的東西上支出不斷減少。隨著分享經濟興起，潮人們幾乎“一無所有”。共享單車算什么，美國人現(xiàn)在連設計師服飾都能租。